[6] 参见李建良：《法治国视角下之行政裁断权与法规制定权的关联分析》，载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政治思潮与国家法学——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第650-653页。
只是，似乎鲜有对二者在什么范围内可以统合、在什么范围内又不可能统合的问题予以直接讨论的。在此意义上，行政法从根本而言是由议会立法、行政活动和法院审查构成的‘控权法制度。
该传统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彼此交织的渊源：一是大陆法系现代行政法的知识渊源。[27] 这个观点也没有对司法审查的结构提出崭新转变的设想。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0-108页。[32]前引[30]，姜明安主编书，第503页。以下主要结合传统行政法的基本框架，来展开新行政法两种进路的范例观点。
大桥洋一指出行政法学应发挥行为规范学的作用，而行政政策学也可视为规范学，德国法学院出现重心由面向法的适用朝着面向法律政策制定的转移倾向。[53]参见袁曙宏：《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的历史任务》，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这一点，对于解决我国部分群体性事件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决策争议，具有借鉴意义。
一般而言，协商委员会由被规制主体、行业协会、公共利益团体和其他受影响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组成。(3)向行政机关报告他所了解的情况并提出参考建议。不过因为诸多原因最终都没有成功。(6)请求对建立委员会的建议予以评价，并提名委员会成员。
在行政机关要求下，召集人应确定愿意和有资格代表受拟议规章实质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名单。[34]这也有助于实现规制性协商主要处理相对复杂的规制事项的初衷。
[26]从立法规定看，《协商法》开宗明义，提出其立法目的是构建一个协商性规章制定的基本框架，从而鼓励行政机关使用非正式规章制定程序。[31]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7条(d)款的规定，对成员的旅费支出、日津贴、提供技术帮助等服务给予适当的补偿：(1)该成员被证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以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与召集人一样，行政机关有权决定促进人是否会受经济或其他利益影响，从而妨碍其公正和独立。参见Cary Coglianese, Assessing Consensus: 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Negotiated Rulemaking,46 Duke L. J.1255，1274-76(1997). [37]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Accompanying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Improving Regulatory Systems,32(1993)。
其适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一般情况下，规制性协商只是一项裁量性程序(discretionary procedural)。需要指出的是，协商程序一般不因拟议规章公告公布而宣告关闭，协商主体还会进一步协助行政机关对公共评论进行审核和对最终规章文本予以斟酌。在法律规定的制度框架中，其运作流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确定规制性协商适用的前协商阶段、立足于协商委员会建构和运作的协商阶段以及协商主体发挥补充和协助工作的后协商阶段。并(2)行政机关认为该成员必须参加委员以确保某些人的利益获得充分的代表。
(二)联邦行政系统的态度 1.对规制性协商的基本立场 规制性协商受到联邦行政系统内部的推崇。1.协商委员会的组建 在综合考虑协商程序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具备可行性之后，尤其在结合《意向公告》发布后所接收的评论或申请，综合评估后，如果行政机关依然认为组建协商委员会能充分代表受规制实质影响人的利益，并且在具体规章制定中合理并可行，可以决定组建协商委员会。
[66] 从另一方面看，因为规制工作小组实际上在布什任期内并不是一个实效性机构，导致没有真正的主体被指派去敦促协商性规制的运用。[72]在德克萨斯州，土地办公室采用规制性协商程序制定的石油泄漏责任评价规章、审计官办公室采用规制性协商程序制定的林地税收评估指南，都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
经层层修改过12866号执行令也都保留了促进协商性规制程序的表述。行政机关认为是90%，而行业坚持87%,结果导致整个规章制定程序超过10年。正在考虑、计划或使用协商程序的行政机关可以向该行政机关或委员会征求意见，以获取信息和帮助。促进团体抱怨诉讼延误了重要规章的执行。(2)当事人就相关利益授权申请人或被提名人代表的证据。2.其他法律中关于规制性协商的程序性要求 议会对于规制性协商的偏爱，不仅体现在《协商法》和《行政争端解决法》，还体现在其不时通过一系列法案，明确要求特定行政机关在制定一些具体规章时必须采用协商委员会形式。
注释: [1]在国家立法层面，从《立法法》到《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和直属机构的相关规定。如果委员不同意行政机关对促进人的提名，行政机关应作替代性提名。
从新政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行政专家及其裁量权获得较大尊重，其核心体现为立法授权宽泛、司法审查宽松，这也被称为专家行政模式。并且，也不排除已经被代表的利益主体、甚至是协商主体自身对公布的拟议规章草案做出公共评论的可能性。
第三，由规制性协商所达成的共识方案，也并不一定强制性地构成行政机关对外发布拟议规章草案的文本。第二种是作出组建协商性规章制定委员会的意见，这样，就正式进人到委员会筹建的阶段。
[13]另一方面也确是由于确立高效的行政国家的需要。[44]要求教育部采取协商性规则制定程序，来颁布支持学生贷款保障计划，[45]在修改1990年《卡尔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性技术教育法》时，至少将其中两项核心争议通过规制性协商程序颁布规则，[46]采用规制性协商来执行对贫困学生的教育支持计划。在相当时期内，规制性协商在立法和行政系统受到较为正面的评价，并在制度实践中发挥显著的优势。此外，还有其他以公众参与要素为对象的法律规范。
3.《意向公告》发布后公共评论和代表申报的影响 在自行判断并考虑召集人汇报后，如果还是决定采取协商性规章制定程序，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在《联邦登记》上公布《意向公告》(Notice of Intent)。当然，没有任何一项协商机制能够确保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一机制对于强调政府决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尤其是当下极其期待确立利益主体有效参与决策机制之建构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避免潜在诉讼，并声称总统鼓励行政机关采用规制性协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特行政法体系始于新政时期。
这是因为规制性协商的核心过程发生在拟议规章草案形成之前，通过利益主体参与协商委员会的形式，致力于共识的达成，从而试图区别于传统公告一评论程序形成拟议规章草案的关起门来的交易(deal-making behind closed doors)。并且其绝大多数立法条文也体现出任意性(permissive)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协商委员会是否在协商阶段达成共识，只要规制性协商程序一旦被确定采用，那么其法定意义上的最终结束必须是等到最终规章颁布。[2] 本文想要借鉴和讨论的是一个依赖法律框架所形成的商谈委员会机制，在确保特定的时空要素和资源配给前提下，解决这种利益主体相对确定、但利益冲突剧烈的公众参与形态。比如，德克萨斯州有明确的《德克萨斯州协商性规章制定法》，其要求每一个州卫生部门优先鼓励规制性协商的运用。[8]不过《协商法》没有对之明确要求。
[37] (一)立法系统对规制性协商的态度 1.颁布规制性协商的一般性法律 实际上，从《协商法》被颁布到获得《行政争议解决法》的批准，已经表明立法系统对规制性协商的基本立场。摘要: 在美国，规制性协商指的是受规制影响的利益主体通过建立协商委员会来促进共识方案达成的程序机制。
对于正在计划或使用协商程序的行政机关可以接受、持有、管理和使用捐赠、不动产和动产的遗赠，只要接受和使用上述财产不会引起利益冲突。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也都可以补充信息、建议或提交材料，作为报告的附件。
当这些书面听证(paper hearing)和严格审查(hard look)[14]演变为更加明确的程序要求，实际上就创设了更为拖沓、冗长和刚性的制度。就协商委员会而言，根据争议事项的多寡和复杂程度，可能会事先形成具体的工作议程和进度协议。
